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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嘴苏玉麒曾很想查319枪击案却遭阻挠

2018-12-13 22:16:08

名嘴苏玉麒:曾很想查“3·19枪击案”却遭阻挠

导报讯( 林江琳)他在台湾“调查局”工作了25年,破案无数,是台湾用针孔摄像头破案的人。因为破案,他得罪了许多人,在“3·19枪击案”发生后不久,他就选择离开“调查局”,并成为一名电视“名嘴”,他就是苏玉麒。

昨日,连线了苏玉麒,请他来谈谈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初出茅庐 查办台南29个乡镇长

(以下简称“记”):您以前在“调查局”工作,好像很年轻时就考进去了,在局里工作很长时间吧。

苏玉麒 (以下简称“苏”):1979年我就考进“调查局”,第二年受训完,我被征发到台南县玉井镇,待了一年多,后来开始参与承办台南县辖内的犯罪案件。我在那边前后待了5年,应是那时打下的办案基础吧。那时候,台南县约有31个乡镇,我办了29个乡镇长。

记:那时您刚毕业没多久,就办了这么多乡镇长?

苏:是的。因为台南县是比较封闭的地方,当时大家觉得天高皇帝远,就开始乱来。比如“政府”为鼓励农民多种玉米,以高出市场价的几倍来收购,当地一些官员就勾结进口商,用进口的玉米骗“政府”,说是农民种的。

记:您应该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。

苏:(笑)那是肯定的,当时年少气盛,也没管那么多。后来回到台北,那时刚好台北调查处的同仁在办一个“立委”违法放贷、贪污140多亿元(新台币,下同)的案子。我加入这个专案组,该案子后来办得挺成功。那时局里开始注意到我,说我是办案好手,才陆续接手了一些影响蛮大的案子。

声名鹊起 台针孔摄像头破案亾

记:您觉得自己办得成功的案子是那个?

苏:以前局里每年都会编《要案纪实》,收录一些有借鉴意义的案子,编列成册。到我2005年退休时,有20多个案子被收录吧,一般人可能被收录一个就不错了。(笑)成功的案子我不敢说,就说印象较深刻的一个吧。

1985年,我办了一个台湾公车司机吃票案。那时台湾的公交车是投现金的,有一个投币箱。司机一下班就把投币箱交给计票员,计票员把钱数完后,一部分给司机,一部分自己留着,一部分才上交。台北市因此每月损失2000万元。

这种案子不是很好办,一来都是现金,金额也不大;二来,涉及的人太多。后来我就向局里科技处申请,调来一台全程录音录影的机子,从里面找了一个线人,把吃票的过程全都录下来,证据确凿。那个点有56个司机,我逮捕了51个。这也是台湾用针孔摄像头破的案子。

记:那时您就开始出名了。

苏:当时我还不想就此罢休,还想再办其他地方的,后来被长官痛骂了一顿,他说办案子起到震慑作用就行了。

记:感觉有些长官可能不是很喜欢您。

苏:(笑)一般是基层民众较喜欢我,本人基本不讨高层的喜欢。我师傅现在还一直在说我“恃才傲物”,没有长官敢真心用我,因为他们怕控制不住。

愤然离去 不满“3·19枪击案”未侦破

记:退休后,您怎么想去做“名嘴”呢?

苏:在我退休前一年,也就是2004年,陈水扁凭两颗子弹当选。当时我很气愤,觉得这案子“调查局”应主动介入,我还主动请缨,说给我20个人,保证3个月破案。我很清楚,这里牵涉太多人,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在策划。不过我认为要破此案不是很难,但这想法却遭遇很多阻挠。

记:您感觉有些心灰意冷?

苏:当时陈水扁已连任,掌管着许多资源。在其就职时,“总统府”的一个厕所发生爆炸,当时局里就雷厉风行说要办这个爆炸案。开会时,我举手说:“‘总统’的枪伤到现在还没好,我们 ‘调查局’置身事外,甚至三令五申不得介入,那个厕所爆炸,没人受伤,难道厕所里的污秽物比‘总统’重要吗?”结果,长官脸很臭,理都不理我,那时开始,我就决定离开了。

记:所以后来您递交了辞呈,开始做“名嘴”?

苏:忍气吞声到2005年,我还是提交了辞呈。而跟媒体结缘,是在2000年。当时成立了一个 “调查员改革协会”,我是发言人,跟媒体接触较多。退休后,许多媒体人就开始找我,叫我做一些评论,曾上过《2010全民开讲》、《夜总会》等节目。

谈台司法丑闻 缘于缺乏外在监督

记:近来,台湾司法界频爆丑闻,日前又爆出一名法官又嫖又赌。您认为台湾司法界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?

苏:台湾司法界,过去“两蒋时代”,还有“调查局”监督着。李登辉上台后,各方呼吁司法独立,这无可厚非,却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出现。台湾的法条有个问题,就是“立法从严,执法从宽”。现在司法独立,罪行只有法官、检察官来认定,这就给他们很多运作的空间,有人情、有金钱,就可从宽处理。

记:司法界出现弊端,马英九曾表示,将借鉴香港经验,成立“廉政署”,您觉得成效会有多大?

苏:我认为成效不大。首先,选人的问题。过去“调查局”培养了许多有素质、有办事能力的人。但从李登辉时代到现在,这些人的心都冷掉了,也凋零了不少。现在一些人有干劲是好事,但还要有智慧、有经验。人才已出现断层,我还没看到有其他机构可扛得下这重担。

其次,制度问题。台湾的一些法律配套,都只弄了一半。比如,财产来源不明罪,,不溯及既往;第二,有案子被约谈时,被告人才有义务交代财产来源,这就给许多人钻空子的空间。这些都是今后要完善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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